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摸爬滾打”，練就了一身“硬功夫”，許多企業已成長為世界級企業。其中，中國華信、聯想集團、華為技術和吉利汽車等7家中國民營企業先后成功躋身《財富》世界500強行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也將中國民營企業的目光引向了整個世界——它們通過業務拓展、戰略投資或財務投資等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在緊隨“一帶一路”戰略、挑戰行業巨頭的商業霸權、追求企業的永續經營中樹立了中國民營企業的品牌形象。

一、民營企業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

民營企業的背后是私人資本，私人資本天然地關注資本回報。表面上看，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業務拓展和投資是其經營者基于企業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利己抉擇，但是在有意或無意間，其海外活動或創造巨額外匯收入，或提供大量就業崗位，或樹立中國企業和產品的品牌形象。中國民營企業海外拓展主要有下述兩種方式：

其一，通過出口貿易，拓展海外市場。這也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活動最原始的形式之一。浙江義烏的民營企業在其當地經濟活動中尤為活躍，其加工制造企業將五花八門、價廉物美的小商品行銷世界各地，將義烏打造成世界小商品貿易的核心市場，僅2014年一年，義烏實現出口創匯237.1億美元。然而“義烏模式”只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輸出，產品毛利率較低，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業務又極易受到世界經濟波動影響。在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環境日趨承壓的宏觀背景下，這樣的發展模式將難以持續。華為、聯想等諸多民營科技企業的海外業務拓展則是以搭建國際技術平臺、整合品牌資源為基礎實現的，其成功有賴于卓越的研發成果和正確的市場戰略。華為作為一家典型的以研發為導向的企業，2014年的研發投入達到408億元，占到其年度總支出的14.2%，成為全球研發投入占比最高的科技企業。通信基礎設施的市場曾被思科（CISCO）等國際巨頭壟斷，華為的研發成果打破了這些企業的技術壟斷。不僅如此，它又在正確的市場戰略指導下，率先發掘發展中國家的通信基礎設施市場，以價格、技術和服務的全面優勢快速填補發展中國家通信基礎設施市場的大片空白，穩步擊破全球市場既有的寡頭格局，在全球通信基礎設施市場中樹立“中國標桿”。華為可謂中國一批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縮影和典范，以其在科技創新上的投入和成果創造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有效提升了中國民營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定價能力和品牌形象，也是對中國建設“制造業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的國家戰略的積極響應。

其二，通過財務和戰略投資拓展海外市場。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企業的持續發展也讓民營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財務投資和戰略投資已成為其在海外活動的重要形式。財務投資以獲取股權增值和紅利回報為目的，更加關注被投資企業的業績表現和財務狀況，而戰略投資則要求投資人更加注重戰略布局效果。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營企業赴海外戰略布局的關注點已不再局限于自身企業利益，而是致力于將企業利益和國家戰略相結合。中國華信就是一家典型的緊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民營企業。中國華信深耕能源行業十余載，通過對海外企業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獲取油氣行業重要的上下游資源和股權、權益，搭建油氣資源利用“全產業鏈”的技術和市場平臺。近些年來，中國華信通過其在海內外的平臺公司和項目公司，與哈薩克斯坦、俄羅斯、乍得等國家的上下游油氣企業連續簽訂了戰略投資和收購要約。在產業鏈的前向整合方面，中國華信與中東、中亞等多個國家石油公司簽訂了總額超過500億美元的石油與天然氣長約合同，還通過投資入股方式獲得了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地區貝加爾項目3個油氣區塊和乍得3個油氣區塊的全部或部分開采權和收益權。中國華信的業務不局限于海外原油和天然氣收購，還投資了油氣儲運、貿易和分銷企業，通過后向整合打通產業鏈的全部環節，以實現對油氣產業更強的布局，如中國華信投資了哈薩克斯坦Petroleum LLP（簡稱“PLM”）50%的合伙份額及其相應權益、DOSTYK GASTERMINAL LLP40%合伙人份額及增資項目以及歐洲主要燃油分銷商之一的Dyneff公司51%的股權。

通過對前述項目公司優質資產進行股權投資的方式，中國華信布局于油氣戰略資源，并依托這些國家的資源稟賦和地理位置，搭建能源開采、運輸、冶煉和銷售完整產業鏈，從而打通資源產地到消費市場的通道，并減少生產、運輸和供應環節的不確定因素。同時，中國華信還將金融服務作為企業發展的第二條主線，依托控股的捷克J&T金融集團，在捷克設立了歐洲總部和金融銀行業務總部，投資了超過100億元人民幣的一系列項目，成為在捷克投資金額最大的中國企業。中國華信在捷克布局金融平臺，不僅為自身融資提供便利，通過自有銀行降低海外投資合作伴隨的經濟及法律風險，更重要的是充當國際投行角色，為國內企業提供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服務，幫助更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到海外拓展市場。以中國華信、華為技術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民營企業在業務發展過程中，自發順應“一帶一路”戰略，勢必會獲得來自各個層面的認同和支持。

二、民營企業海外拓展的動因分析

近些年來，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保持著良好的勢頭。中國出口貿易總額和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分別從2006年的9690.7億美元和176.3億美元增長至2014年的22765.7億美元和1072億美元。同一時期，非國有企業在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的占比更是從19%逐年攀升至46.4%。中國民營企業 的海外拓展能夠呈現出這樣的勢頭，主要有下述三個方面的動因：

第一，改革開放給非公經濟帶來的活力。中國民營企業能夠進行海外拓展，離不開民營企業自身經營水平和業務能力的大發展，而民營企業實力的增強，得益于改革開放為民營企業提供的歷史性機遇。改革開放以來，在公有制經濟活力不斷增強的同時，非公有制經濟也獲得了長足發展。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為民營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使他們擁有了進行海外拓展的實力。

第二，中國政府為經貿合作開展的外交工作?！罢钆_，企業唱戲”，中國政府的經貿外交工作為中國民營企業進行海外拓展搭建了廣闊的舞臺。迄今，中國已與104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在促進貿易往來方面，中國已與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冰島、瑞士等國家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東盟成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并正在積極推進全面經濟伙伴關（RECP）的談判進程。近幾年“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的確立更進一步拓寬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將雙邊和多邊的經濟合作帶向更高的水平。

第三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機遇。最近幾年，中國的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如電解鋁產業、鋼鐵產業等，一些企業的經營出現困難，而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卻需要這些行業的產能。產能要素的跨境流動緩慢，造成了產能在全球空間分布上出現了錯配。在此背景下，中國民營企業與其他國家的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對產能的空間分布進行“再平衡”，則有助于提高全球經濟運行的效率。國際產能合作亦將使中國民營企業受惠，尤其是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庫存占用了這些民營企業的過多資源，給它們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考驗。出清閑置產能后，這些企業方能夠騰出資源，探索迎合市場需要的新商業模式。中國經濟也將受益于國際產能合作，利用國際產能合作的機遇，中國企業將推動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促使中國邁向產業鏈的中高端。

三、民營企業海外拓展面臨的主要風險

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道路絕非一帆風順，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不論是戰略投資、財務投資還是拓展市場，也不論是前往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拓展業務，都會遇到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風險。

首先，最大的風險來自于市場本身的經濟、金融風險。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的運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國際原油價格經歷了兩次幅度超過80%的斷崖式下跌；國際銅價自2011年以來的跌幅也已超過60%；而反映全球貿易枯榮的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更是從超過10000點跌至不足300點。世界經濟的低迷制約了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業務拓展，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將中國民營企業暴露在市場信用風險之下。同時，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還面臨包括利率、匯率等諸多因素在內的復雜金融局勢。去年夏季以來中國證券市場的非正常波動和“8·11匯改”后人民幣的幣值波動均對中國企業的資金實力和資金鏈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如果企業缺乏充沛的現金流、足夠便利的跨境資金流通渠道以及規避金融風險工具，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業務無疑將暴露在巨大的經濟、金融風險之下。

其次，某些東道國政府也對中國民營企業構成了經營受限的風險。盡管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得到了許多東道國的認同和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國家以“國家安全”名義遏制中國企業合乎法律的海外拓展行為，而這一阻礙力量的背后不僅是貿易保護的思想，也是東西方長期以來的文化、法律和意識形態的隔閡。一些西方國家習慣于對中國民營企業做“有罪推定”，預設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受到中國政府的“指使”，因而對其投資感到無謂的擔憂和恐慌，人為造成了中國民營企業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摩擦。2012年10月，中國三一重工集團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這一事件讓中國民營企業海外拓展中受到的阻礙和與東道國的沖突進入更多人的視野。2010年，三一集團的關聯公司羅爾斯（Ralls）公司收購了美國俄勒岡州的風電項目，并取得了該項目建設的審批許可，然而CFIUS卻于2012年8月簽發臨時禁令，要求羅爾斯公司立即停止風電項目，理由是這一項目“附近”有美國海軍一個投彈靶場，這一項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項臨時禁令于該年9月經奧巴馬簽署后正式生效。該禁令意味著三一集團此前在該項目上的所有投資都“打了水漂” [1]。無獨有偶，華為的通信基礎設施也曾在美國遭到“封殺”。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曾多次對華為和中興等中國科技企業發起“337調查”，指控中國企業侵犯美國企業專利[2]，并進一步指出這些通信設備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曾公開表示對使用華為設備安全性的“擔憂”。促使美國有關部門作出這一判斷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華為被懷疑有中國軍方背景，因為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是轉業軍人。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戰略投資和收購領域因意識形態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增無減。中國企業投資、收購飛利浦、仙童半導體等公司的要約都在美國監管機構的施壓下被駁回。

最后，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還面臨東道國當地的其他政治不確定性風險和法律風險。如果對東道國當地的法律不甚熟悉，事先也沒有完整地了解其法律的特殊要求，可能會因為在無意中觸及法律“雷區”而受到來自當地監管部門的嚴厲處罰。政治局勢不穩定所帶來的政權動蕩也對中國民營企業的海外擴拓展提出了巨大挑戰，尤其是對一些前往政治局勢不穩定區域進行投資或開展業務的資源類和基礎設施建設類企業，這些區域往往是市場的“藍?！?，同時也暗含巨大風險，如“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使得中國企業投資損失頗多。當下“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掀起了中國企業海外拓展的新高潮，中國企業紛紛積極響應國家戰略。但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其經濟、政治發展情況和法律體制差異較為顯著，個別國家甚至處于動蕩和變局之中，未來發展還存在不確定性，在這些國家開展業務，不僅有可能難以獲得預期收益，甚至還有可能蒙受重大本金損失。

四、民營企業海外拓展的幾點對策建議

中國民營企業在海外拓展過程中面臨多樣、復雜的挑戰，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有必要凝心聚力，形成合力，落實更多有效措施，推動更多的中國民營企業進行海外拓展。

首先，民營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或對外投資之前，應當事先做好當地政治環境和監管政策的評估和預警，并與東道國當地政府和民眾增進了解，建立互信，最終實現合作共贏。值得重視的是，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在這一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而獨到的作用。以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為例，其已成功舉辦了“亞太論壇”、“中美能源二軌對話”等系列大型學術交流活動，以民間外交方式建立了良好的政商關系，并與聯合國（UN）共同設立“UN-CEFC能源可持續發展資大獎”，提升了中國民族品牌在國際市場中的辨識度和認可度，逐步打消了相關東道國的顧慮。同時，國家應繼續在鼓勵和扶持企業、商會和智庫等各方面為“出?！钡闹袊駹I企業提供指導和協助。例如，中安特衛公共安全培訓中心發布的《境外公共安全風險地圖》和配套的境外公共安全風險手冊，為海外拓展的所有中資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安全資訊和相關服務[3]。

其次，企業在海外拓展遭受不公正待遇之時，要以合法方式，勇于并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三一集團的勝訴是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國民營企業在海外維權的標志性案件，具有至關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示范和指導意義。為了讓中國企業在國際爭端中能夠據理力爭、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盡快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國際法人才隊伍，勇于并善于在世界各地維護中方利益。

最后，國家應鼓勵和扶持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合作?？紤]到中國民營企業“出?！庇写罅抠Y金需求，而在經濟“新常態”下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相對較低，并不是很愿意將資金借貸給中小型民營企業，中小型民營企業不得不尋求其他融資渠道，被迫承擔過高的融資成本。如能將金融工具、資本和產業結合起來，拓寬中國民營企業在海外的融資渠道，則可顯著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難度。如可以根據企業的規模、業務等進行分層管理，由大型金融控股集團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的海外拓展提供授信支持，并鼓勵符合條件的中國民營企業以發行海外債券或赴海外上市等方式進行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除此之外，人民幣和外匯跨境流通的便利性和對沖金融風險工具的可得性也亟待進一步提升。國家有必要進一步鼓勵和扶持大型金融控股集團為企業界提供資金鏈支持，提升已開展海外業務的中國企業投融資能力，深化發展跨境金融，如中國華信在捷克通過控股J&T金融集團，發揮國際投行功能，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資金融通等配套服務，就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成功案例。